写字楼的中央空调总在下午三点准时出故障，热风裹着打印机的墨粉味灌进格子间，我盯着电脑屏幕上第17版修改方案，指尖的汗把鼠标垫洇出个深色的圈。
“林墨，这份报表怎么还没给我？”
张姐的声音像生锈的铁片刮过玻璃，她踩着高跟鞋站在我桌前，涂着酒红色指甲油的手指点着桌面，“王总都催第三遍了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”
我赶紧点开文件夹，屏幕右下角弹出时间：15:07。
离截止时间还有二十三分钟。
“马上好张姐，正在核对数据。”
“核对核对，就你细，”她翻了个白眼，转身时故意撞了下我的椅子，“整个部门就你工资最低，事儿倒最多。”
办公椅在地板上划出刺耳的声响，邻座的李哥抬头看了眼，又迅速低下头去，键盘敲击声却明显慢了半拍。
我知道他听见了，整个格子间的人都听见了，但没人说话。
这是我们部门的规矩：事不关己，最好闭嘴。
我捏着鼠标的手紧了紧，指甲嵌进掌心。
上个月的工资条还在抽屉里——扣除社保后三千七百二十八块，刚好够付房租和水电费，剩下的钱得算计着花，连楼下便利店的三明治都要等临期打折才敢买。
张姐说得对，我是部门里最没存在感的那个。
普通二本毕业，专业不对口，靠着“能吃苦”的评语才挤进这家不大不小的科技公司做行政，每天的工作就是复印文件、整理报表、给领导端茶倒水。
王总说过：“小林啊，你这条件，能在大城市立足就不错了，要懂得感恩。”
那时我还傻乎乎地点头，觉得他说得有道理。
直到有次加班到凌晨，撞见他把我的方案改了个名字，当成自己的成果汇报给老板，才明白“感恩”两个字，不过是压榨的遮羞布。
晚上七点半，格子间终于空了大半。
我把报表发给张姐，瘫在椅子上揉着发酸的脖子，手机在口袋里震动，是合租室友李萌发来的：“墨墨，我今晚加班，你做饭的时候多煮点呗，我带点菜回去～带点菜”三个字后面跟着个卖萌的表情。
我看着屏幕叹了口气，点开外卖软件，把已经选好的番茄鸡蛋面删掉。
李萌所谓的“带点菜”，通常是指她空手回来，然后吃掉我做的大半份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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